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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民工：珠三角企业喜忧两极分化

日期:06-03-02 09:19:43 点击:

内容载入中... 抢聘民工潮从珠三角蔓延到其他一些用工大省，成为今年众多企业主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临工集团”的出现，似乎在印证着中国已经进入了“抢民工时代”。如何化解新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之压力，不仅仅是企业主要反思的问题，也值得政府深入研判并及时出台扶持措施。

　　小余回东莞的时间比往年推迟了半个月。来自江西赣州的他往年在年初一就开始忙着买车票回东莞了，今年，他在家里好好地过完元宵节后才考虑几时启程。

　　农历正月十七，小余到了东莞市常平镇，那是他5年打工之处。当天下午，小余就进了当地一家较大型的针织厂，一个月可以挣1300元，他老婆也一起进去那家厂了。小余告诉记者，他几年来在小厂里做，一个月累死也只有1000元。今年一来就往大厂跑，经过三四家比较，才选定目前这家。

　　企业环境好多了

　　这只是珠三角打工者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毗邻港澳，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又依靠从各地聚集而来的廉价劳动力，从海外赢得了不计其数的订单，连续20年保持着平均16.9%的年经济增长率。然而，外来工未能分享到足够多的实际利益。多年来，外来工的工资总是达不到他们自己的预期值，他们20多年工资只涨了46元钱。于是，民工开始用脚投票，“民工荒”弥漫珠三角，诸多企业的工人动辄辞工，几乎在一夜之间，民工变得非常抢手。

　　记者在江西赣州常常碰到一些在外投资设厂的小老板张罗着联系生产工人，为了防止工人不去，提前给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定金。但即使这样，也常有自己“号”下的人员被别人出更高的钱挖走。

　　在东莞、顺德采访的过程中，一些小老板向记者抱怨：“现在的工人像是老爷了，变成我们求他们来做事了。”为了争得工人，企业也颇费心思。小余就向记者透露：“今年的工价也比较好，厂里的环境也比以前好多了，还可以提供我跟我老婆一起住的地方。”

　　“临工集团”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出现了专业化、集团化的“临工集团”。一些有几年甚至十几年工作经验的熟练工人开始不满足于一家工厂的活，特别是在服装、毛织等行业，越来越多的熟练工开始客串起别的工厂里“临时工人”的身份。

　　“临工”产生于珠三角的订单工业。订单工业的特点是淡旺季明显，一接到订单就要在客户规定的期限内交货。对于工人来说，当“临工”除了可以提高工资，还可以享受由此带来的自由和闲暇。他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临工”的工价通常比工厂高许多，而且，干完一批活儿马上就可以拿到事先说好的工资。

　　据悉，目前仅在东莞地区，已有许多开始专门从事于“临工”经纪的人，这些人都是一些有着近十年的工作经验，对行业特别熟悉，又有一定的人脉关系。这些经纪人加上手上所能调遣得动的“临工”们就组成了一个“专业临工集团”，大的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个人。

　　企业用工两极分化

　　记者在东莞、顺德两地实地采访过程中发现，珠三角企业用工出现两极分化状态——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待遇好的企业或大型企业都不存在缺工现象。月工资水平在1000元以上的企业一般不会出现“招工难”，而600元以下的企业则很有难度，特别是一些低效率、靠订单生存的小型企业更是缺工严重。

　　曾担任人力资源部部长的格兰仕集团新闻发言人赵为民向记者表示：“格兰仕的生产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可以达到1600元左右，有些熟练的技术工人更是高达三四千元。”另一个制造型大户万和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刘云飞也透露：“万和的生产工人工资水平都在行业的中上水平，工人队伍一直较为稳定。过完年，员工的到达率高达99％，如果我们需要工人，只需在门口贴张告示，立马就有大把人来应聘。”

　　据刘云飞介绍，目前万和集团有4100多人，其中生产工人占到67.62％，在以车间制造为主的高明工厂和中山工厂中，人员流失率只有17％。“因为大型企业的品牌信誉较好，对于工人来说，及时拿到钱比什么都重要。加上环境以及吃住的照顾，工人比较愿意来大型企业做事。此外，在大型企业工作还有一点荣誉感。”

　　锐旗人才市场的市场经理李君遐介绍，在广州人才市场的第一场招聘会上，入场招聘的企业以外企和民企为主，其中尤以台资、港资、美资大型企业及国内知名民企为主，这些企业的招聘效果也相当显著。

　　企业“吞”农业税取消之苦

　　为什么沿海地区保障民工权益，提升民工价值的问题在今天如此受关注？格兰仕的赵为民认为：“最显著的原因就是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业税的取消。内地近几年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中国又在进行产业转移，许多乡镇都办起了企业，农民在家就可以上班了。而农业税取消及其他扶持三农的措施出台，农民的负担又轻了，以前感觉在家种田没钱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如果沿海地区还保持原有的状态肯定吸引不了民工。”

　　自去年以来，长三角的用工优势吸引了许多珠三角劳动力的流入，招工难的声音不绝于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企业均坦称，明显可以感觉得到来自长三角的压力。东莞大朗镇一位做针织的钟姓小老板还向记者表示，为了应对长三角带来的系列压力，今年将准备把厂迁移到浙江嘉兴去。

　　万和集团总裁卢楚隆表示：“江浙一带的企业可以将工人工资提高许多，因为他们有提升的空间。像家电行业，江浙生产的产品市场价格普遍比我们高了许多。因此，要留置这种余地，我们只有实现从价格战略向价值战略转变。”

　　在采访中，诸多企业都提到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扶持而间接给企业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他们认为，国家对三农的扶持，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农民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开始觉醒，企业需要在物质上加以吸引，但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如何消化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不少企业主担心，工人的工资如果每年都往上涨，但产品的价格却是一年比一年低，这种临界点将很快会出现，那时，企业将向何处去？

　　丁力：“临工集团”是民工利益诉求扭曲的反映

　　民工：利益意识开始觉醒

　　近年来，民工在媒体的信息传播中，利益意识开始觉醒。原先分散的个别的市场行为过渡到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市场行为，目前出现的“临工集团”现象相当于西方的工会组织雏形。在激烈的劳资博弈中，劳方开始增强了砝码。

　　但这种组织毕竟是松散的，按社会学的定义，叫非正式群体，是游离于企业和市场边缘的非正式利益群体。其组织者有点类似于“民工经纪人”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给临工比在厂里更高的收益，二是经纪人的佣金从何而来。在民工短缺的情况下，这种组织和组织者才会有生存空间。

　　政府：因势利导才是关键

　　“民工经纪人”和“临工集团”为什么会产生呢？一是来自于政府的偏见，二是来自于“血汗工厂”的剥削。

　　地方政府并没有过多精力去关注流动性很大的民工的利益，而是更关注本地人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民工才转为指望第三方力量，如老乡、朋友等。这种组织向“黑社会”组织过渡并没有任何障碍。

　　由于民工来去的无序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加上户籍管理等制度上的限制，民工在城市里一直找不到归宿感。因此，政府如何对“临工集团”因势利导将成为关键。

　　企业：与民工是利益合作者

　　“临工集团”的出现也是企业必须反思的问题，一年又一年的招工难其潜台词就是工厂没有长远的打算，急功近利，有订单时就要人，没有订单时就炒人。

　　为什么不和民工签订一份三年五年的长期合同呢？事实上，民工和企业不是利益的对立者，而是同一利益的分工合作者。但一直以来，资方是强者，劳方是弱者，“临工集团”的出现是强者压迫弱者结果的反映。

　　因此，企业要反思“血汗工厂”的现象要不要改变，最低工资要不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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